基于LongMRD状态与复发预测模型构建,实现可切除HCC术后复发超前预警

197 2025-12-16 16:39

聚焦LongMRD动态评估,助力HCC患者术后管理

原发性是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相关死亡原因,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构成严重威胁[1]。肝细胞癌(HCC)在接受手术切除后仍面临极高的复发风险:3年复发率可达50%,5年总体复发率高达50%~70%[2]。术后微小残留灶(MRD)被认为是驱动复发和转移的关键因素。尽管手术能够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但体内仍可能残留数量极少的癌细胞,这些微小病灶在术后可再次扩增,导致疾病进展。既往研究表明,术后MRD阳性与复发风险显著增加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3]。因此,准确检测与动态监测MRD对于优化术后管理、早期识别高危复发患者及指导辅助治疗具有重要临床价值。近年来,循环肿瘤DNA(ctDNA)已成为评估MRD状态的重要分子工具,但基于术后多时间点的纵向MRD状态(LongMRD)是否能进一步提升复发预测能力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2025年ESMO大会上展示的一项研究(1473P),系统评估了LongMRD在可切除HCC患者中的预后价值[4]。研究通过全外显子测序(WES)和ctDNA-MRD检测分析了LongMRD状态与术后复发的关联,并构建了整合LongMRD与临床特征的复发预测模型。本文特对该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提炼与解读,以飨读者。

研究设计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共纳入169例BCLC 0/A/B期可切除HCC患者,并在多个时间点采集血浆样本,中位随访时间为234天。组织采用WES以构建体细胞突变图谱;血浆ctDNA-MRD检测则基于一个涵盖801个癌症相关基因、由既往研究与公共数据库整合构建的肿瘤无关固定面板。术后任一时间点检出突变定义为LongMRD阳性,而随访期间始终未检出突变定义为LongMRD阴性。在此基础上,该研究系统评估了LongMRD状态与影像学确诊复发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构建了整合LongMRD与临床特征的术后复发预测模型。

图1. 研究设计流程

研究结果

研究显示,在154名患者(91.1%)中共检出593个体细胞突变,其中TP53(41%)、TERT(32%)、CTNNB1(19%)和ARID1A(11%)最为常见。基线血浆样本中有48.6%的肿瘤来源突变未被检出,这一现象提示肿瘤DNA向血浆的释放量有限;这些未检出突变的平均等位基因频率(VAF)也显著低于已检出突变,与上述推断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基线术前血浆与匹配肿瘤组织在基因组改变上高度一致,进一步验证了肿瘤无关检测策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整体而言,尽管ctDNA释放有限,但基线血浆与肿瘤组织间仍表现出良好的突变一致性。

图2. 体细胞突变特征及组织/血浆一致性分析

研究进一步表明,LongMRD监测在HCC术后能够高敏感地识别复发,并在临床复发之前实现关键的早期预警。在基线ctDNA-MRD阳性者中,术后转阴者的预后明显优于持续阳性者(HR=3.06;95%CI:1.31–7.15;p<0.001)。同时,LongMRD阳性者的复发风险显著高于持续阴性者(HR=9.67;95%CI:4.49–20.83;p<0.001)。值得关注的是,ctDNA-MRD在21例(61.8%,21/34)复发病例中实现了提前预警,平均提前时间达133.52天,明显早于影像学或临床复发证据。

图3. 基线ctDNA-MRD与LongMRD的无复发生存曲线

此外,研究显示整合LongMRD与临床因素可构建稳健的术后复发风险分层工具。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LongMRD阳性是复发的最强危险因素(HR=9.10;95%CI:4.35–19.02;p<0.001)。同时,微血管侵犯(MVI)、最大肿瘤直径、CNLC分期及肿瘤个数亦与复发风险相关(均p<0.1)。经LASSO回归筛选并纳入多因素Cox模型后,这些临床变量均被确认具有独立预测价值,并与LongMRD共同构建复发预测模型。结果显示,高风险组的复发率显著高于低风险组,Kaplan-Meier分析亦验证了这一差异(p<0.001)。该综合预测模型的AUC达0.814,预测表现优于任何单一临床指标或单独的MRD指标,显示更优的区分能力和预测性能。

图4. 多因素复发预测模型及风险分层

总结

该研究表明,LongMRD动态监测可作为预测HCC术后复发的稳健指标,并可在影像学复发前实现提前预警。将ctDNA-MRD状态与关键临床特征相结合的综合预测模型,能够清晰区分术后不同复发风险人群,显著提升预后评估的准确性,凸显了LongMRD在HCC术后风险分层、随访策略制定以及辅助治疗决策中的潜在临床价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整合ctDNA、影像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数据,构建多维度智能预测模型,以全面提升术后复发预测的准确性、灵敏度及临床应用价值。同时,可在MRD阳性人群中进一步探索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其联合方案等创新干预策略,以期在复发尚未显现前实现更早期、更有效的风险干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J]. 肿瘤防治研究, 2022, 49(3): 251-276. DOI: 10.3971/j.issn.1000-8578.2022.03.0001.

[2]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CACA)-肝癌部分[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2, 8(3): 31-63.

[3] Reck M, et al. Association of post-surgical MRD status with neoadjuvant ctDNA dynamics, genomic mutations,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NSCLC (R-NSCLC) from the phase 3 AEGEAN trial. 2025 ASCO Abstract 8009.

[4] Zhang C, Xu Y, Fu S, Cai L, Yang J, He J, et al. Utilizing longitudinal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status to predict postoperative relapse in 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2025 ESMO Abstract 1473P.

审批编号:CN-172552 有效期至:2026-11-24本材料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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